第一章 仁
日期:07/10/2021 15:50:05 查看次数: 842
一、仁的本质是什么?
仁是儒家核心的思想,在儒家看来,仁是人内在德性的最高体现,是一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,也就是要儒家所追求的内圣。一个人真正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是可以参天地之化育的,这样的人起心动念之间无不是善的念头,这样的人内心是光明的,精神世界是充实的的。仁,从人从二。从人的意思,是说‘仁者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从二,首先是要表示一个‘仁者’在看到自己的时候还要看到别人,中国文化强调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,“己所不欲。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从二还代表天、地。就是说,一个‘仁者’要效法天地。在中国文化中‘三’代表天、地、人三才。仁字从二不从三,就是说做人要化掉自己,心中只能怀天地,像天地一样以广博无私的爱来养育万物,从不占为己有,所以一个‘仁者’为人处事,应该像大地一样博爱、包容、无私,一个‘仁者’的心胸应该像天地一样宽广无限。
孔子把“仁”定义为“仁者爱人”。在论语中仁是着笔最多的地方,孔子因时因地在解释仁的不同含义: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又说: “能行五者于天下,为仁矣”,“五者”即是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所以在儒家这里‘仁者’就是一个道德修养圆满的人,是一种圣贤的境界。孟子通过人性本善来在谈“仁”,孟子指出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。孟子举了个例子说,如果有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,不管是好人还是恶人看到这一幕都会瞬间就会扑过去了,救这个小孩,这个就是人的“恻隐之心”。这种恻隐之心就是爱心,儒家所讲的“仁爱”,和道家所讲“慈爱”,佛家讲“慈悲”,西方宗教所讲的“博爱”同一个道理。人类的哲学也好,宗教也好的最终的追求的就是爱,这种爱就是儒家所谓的仁者的境界。所以仁的本质就是爱,就是无私的奉献。
孔子问人不问马
孔子主张“仁者爱人”,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。孔子家的马厩有一天失火,火势很大。管家找到孔子,焦急地报告情况时,在心中暗想:这么大的火灾,马厩被烧毁了,孔子要是知道那么大的损失,他一定会很心疼!让他感到意外的是,当孔子得知后,没有问到马的损失情况,而是焦急地问:“有没有伤到人?”点评:孔子主张“仁者爱人”,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。
二、如何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?
“仁”从“二”,“二”可以理解为天和地。就是说仁者要效法天地,就是道家所说的 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。中国的哲学认为人置于天地之间的,人是万物之灵,和天地号称天、地、人三才。人要对天地万物有敬畏之心的,所以中国的文化是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,中国文化是最有环保意识的,所有‘仁者’不仅要爱人,还爱爱物,还要与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。中国从夏商周以来近五千年的文明,由于对天地有敬畏之心,所以中国古人从来没有肆无忌惮的去破坏过自然环境,这是中华文明能够沿袭到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而今天,在祖国大地上,空气、水、土地受到严重的破坏,如果再不回归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,再过几十年,还有可以呼吸的空气,还有喝的水,还有可以生养我们的土地吗?一个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,爱心不只是针对人,他的爱心是可以扩充到万事万物。古人讲,不可竭泽而渔,不可杀鸡取卵,不可焚林而猎。这些都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,都是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智慧,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才能够同自然和谐相处,生生不息。中华民族需要重新找回丢失已久的民族灵魂和文化精髓。今天的中国看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,强大了,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世界真正的尊重,其原因并不完全是西方国家对我们有成见,而是今天有许多中国人有知识没有文化,没有教养,甚至不遵守规则,不讲秩序。很多人做事情没有底线,毫无顾忌,没有了对天地的敬畏心,什么坏事都敢干。部分高层为官者唯利是图,贱卖资源,过度开发,很多底层民众为了利,不择手段,制假售假。人只有保存着一份敬畏天地之心,才不会无法无天,大胆妄为。所谓“无法无天”,就是没有法律意识,也没有敬畏天地的意识。敬畏天地是维持人的道德品性与良善行为的重要信仰力量。老子说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(《老子》第七十三章),民间说“老天有眼”,“苍天在上”,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,都是敬畏天地的意识。在中国广大地区,家家户户在正堂都有“天地国亲师”或“天地圣亲师”的牌位,在重要的日子要依礼焚香跪拜,即是培养敬畏天地、感恩天地的意识。天地为什么需要我们去敬畏?天地生养万物,承载万物,泽被万物,这是一种广大无边的无私与仁慈的精神。天地生养生命的精神下贯于人,形成人“仁”的品性。一花一草,春荣秋枯,正是生命的律动,体现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之道。
人有仁爱之心,所爱的对象,由近及远,逐层扩大。第一层次是自尊自爱,第二层次是爱亲人、爱朋友、爱邻里,第三层次是爱人民、爱社会大众,第四层次就是爱天地万物。仁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,将爱心扩展至天地万物,将自己视为天地间的一分子,对万物不要去征服、破坏、掠夺,将天地万物视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成汤网开三面
成汤的仁德美名传扬天下,得到民众的敬重。有一次,成汤外出游猎,他看到在郊野捕猎的人将一张罗网向四面大大张开,并在口中念道:“希望天上来的,地下来的,四面八方的禽兽,统统钻进我的网子里!”成汤听后,感到十分气愤,冲过去斥责那个人说:“你这样太过分了,是想把全天下的禽兽都捕光吗?!”随即,便让人将网子撤去,并让布网的那个人祝祷说:“要想到左边去的,就去左边;要想向右边逃的,就去右边;不听命令的,就进我的网中来。”这件事被作为“仁德”的典范在民间广为流传,人人都称赞成汤的仁爱之心,连禽兽都可以受到他的恩惠。各地的诸侯也被成汤的仁道所感染,纷纷前来归顺成汤。并感叹说:“这真是一位仁民爱物、伟大至极的圣贤!”
点评:商汤的仁爱之心,泽及万物,惠及人民。
三、仁德如何具体展现为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?
仁德是人内在德性的最高体现,仁德是一个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这些德行的总体体现。“仁”的基本含义是“爱人”,一个真正把爱心修养圆满的人,必定会做到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。恭:即恭敬待人,一个有仁爱之心的,一个内心真正充满爱的人,他对人对物必定是有恭敬心的。从衣冠到容貌,从说话到做事,必定是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的。这个充满仁爱心的人,一定不会是傲慢无礼的。恭敬不是卑微,一粒麦穗只有饱满才会低下头,一个人也是只有内在的德行修养达到一定境界,才会升起对人对物的恭敬之心。
宽:即待人宽厚,宽以待人是一个智者,有仁德之人,在接人待物时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,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表现,只有一个有仁德的人人才能够随时展现出宽容的心态。宽容不是为了去赢得别人的尊敬和爱戴,不是一种伪装。宽容是智慧的一种体现,是一种修养。一个人只有智慧通达,内心常常充满仁爱之心,内心常常愉悦,他才有能量去包容别人,去同情别人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自勉联: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;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。只有大海才能才能容纳百川。
信:“信”是人的立身之本,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,是不可能有道德的。反过来讲,一个有仁德的人,自然能够做到诚信待人。因为诚信的品质就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。但是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优秀的群体中,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,在优秀的群体中,一个不诚信的人是无立足之地的。诚实守信就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。但是,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的群体中,就需要将“信”同“义”、“智”相结合,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,就不会被人欺骗。
敏:一个仁德具足的人,首先要把事情做圆满,要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,这就需要做事敏捷、勤奋。孔子说“敏则有功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 ,即做事要勤奋,要敏捷。在工作和学习中,要有计划,讲效率,对事情反应要灵敏,行动要迅速。不迟钝、不拖拉、不懒散,处事干练,作风果断。具有“敏”的品质的人,做事才能有所成就。
惠:惠则足以使人,成大事者一定的要有人帮助、支持。要得到真正有才干和智慧的人的支持和帮助,首先是所做的事情要符合道义,符合道义的事情才能感召到他人。领导者还要为人慈惠,对人要有有慈爱之心,要有同情心,有爱护弱者之心,能够常常施惠于人,这样才能够把人才留住。如果仁者没有真正做到施惠于人,他的仁爱之心是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的,就是沽名钓誉。所以,施惠之德,就是仁者爱之心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。
柳卢氏睦族
唐朝时,出了这样一位奇女子,她出生于卢姓书香门第,自小接受圣贤的教诲,是贤良淑德的典范。在她嫁给一个叫做柳镇的人之后,被人们称为柳卢氏。她不仅上待公婆恭敬有加,对待夫君体贴入微,而且对待柳氏宗族所有的亲戚,都是真心相待,尽力帮助。她的这种品德,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与肯定。后来,柳镇被朝廷调去做御史。柳镇离家之后,柳卢氏便承担起了照顾整个家族的责任。她将柳家所有的亲戚都接到自己家中,方便一同照顾。从此之后,她俨然成为一个大家长,上对尊长,谦卑有礼,下待晚辈,如同慈母一般慈爱。可是,好景不长,不久之后便发生安史之乱,柳家家境每况愈下。当时又恰逢荒年,她举家流亡到吴地。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,柳卢氏不惜自己挨饿受冻,也要让家族中每个人能够吃饱穿暖。
柳卢氏有一儿两女,大家所熟知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柳宗元,就是柳卢氏的儿子。柳卢氏在孩子们幼年时期,就教他们古诗辞赋,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柳宗元成为一代散文大家,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密不可分。
点评:柳氏宗族之所以和谐相安,就靠柳卢氏的仁爱之心。
4、如何理解并运用“良知”?
何为良知?孟子是这样解释的: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》)良知是一个人天生就是具备的,是无须学习的。例如二三岁的小孩,一定会依恋自己的父母。同理,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也是无须要学习的,这种父子有亲的情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,这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善的种子。如果能够将父子有亲的爱延伸,做到“老吾老及人之老,幼吾幼及人之幼”,这就是良知的发现和应用。中国儒、释、道三家做学问和修养的法门各不相同,但是三教殊途同归,实际上三家的教化最后都要达到一个至善的境界,只是三家所要达到的善的层次和境界有所不同而已。要达到至善的境界,不管是哪一家首先都要发现自己的良知。
良知这一说法是儒家特别强调的,除了孟子专门讲良知,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就是关于良知的学问。儒家的格物致知,就是在应对事事物物时,要能够用心中的良知来应对,要能够转物而不被物所转。这是应用良知的最高境界,这是一个儒者对生命终极的追求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特别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,需要时时停下了返观自己的本心,像挖泉水一样磨砺自己的灵魂,发现自己的良知。
人是万物之灵,如果人的精神世界是平庸的,甚至是庸俗的,这样的人生就是残7缺的。一个真正高贵的人,首先要对精神世界和灵魂进行修炼,也就是要至良知。民间老百姓最经常使用的两个道德概念,就是天理和良知。老百姓经常说“丧天理”、“昧良心”。良知在老百姓那里就是良心。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,西方人认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,做事情是没有底线的,实际上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信仰就是良心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,做事情不能昧良心就是最低的道德信仰,今天老一辈的人身上还有这样的道德品质。
致良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,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,在做人做事时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做事情的时候,将自己的良心拿出来。如果今天在家庭教育中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中有这样的一种传统,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信仰,那么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坑蒙拐骗,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,也就不会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
良心将军
中国军队与日寇展开枣宜会战,张自忠将军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。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,他写信给一位下属,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,只为追求良心上的安定。战况不容乐观,我军处于不利位置。张将军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,率领着一只部队和敌军浴血奋战,冲在队伍的最前端。战斗十分剧烈,张将军奋勇杀敌,不幸中弹身亡。在临终前,他意志坚定地说:“我这一生,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长官良心平安。”张自忠将军的事迹感染了很多的中国人,鼓舞了抗战士气。后来,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他的书《中国的战歌》中,称赞张将军为“有良心的将军”。
点评:张自忠将军面对日军的侵略,看到山河破碎,人民苦难,良心极为不安,为了拯救祖国人民,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5、如何存养自己的善念?
孟子主张“性善论”,荀子主张“性恶论”,杨雄主张“性善恶混说”,韩愈则提倡“性三品说”。西方的宗教则认为人性是恶的,所以西方有原罪说,人出生就需要洗礼,需要常常去教堂忏悔。然而中国文化中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主流思想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。怎么来理解呢?《三字经》说道: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,苟不教,性乃迁。”就是说,人的本性是善的,然而人的习性是不一样的,习性就有善和恶之分。如果我们常常接触恶缘,就会助长恶的习性,反之我们常常接受圣贤的教育,善的习性就会得到长养。所以要常常维
护自己的善念。
人的天性是善良的,善良之心、恻隐之心从人一生下来就自然拥有了,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我们所要做的,就是保持住这种良善的天性,让它不被世事磨灭。对于善念,就要像栽花一样,时时呵护,浇水施肥,让它成长。如果不去存养我们的善念,世俗的浸染会让我们本性的善不断减少,甚至沦为邪恶。与小人交,如入庖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;与君子交,如入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。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,这是孟子所说的四端。这也是孟子说的性善论的依据,也是孟子所有学说的基础。一个人要提升的道德修养,要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,就得要常常存养自己的四端。如果一个人把这四端丢失了,恶念、恶缘就会慢慢靠近你。一个常常心存善念的人,表面上看也许不会得到什么好处,在现实生活中,甚至不如那些投机取巧的人,甚至自己还会常常吃亏。然而我不能忘了老祖宗几千年的祖训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(《周易·坤·文言》)。善念善行总体上会得到很好的回报。
任何罪恶,都来自于心中的邪念。古人说: “一念之欲不能制,而祸流于滔天。”(明代薛宣《读书录》卷七)当你内心萌生恶念时,一定要抑制这个恶念,清除这个恶念,害人害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今天多少官员在铁窗中后悔不已,就是恶念一步步增长而不知的结果。我们要长养自己的善念,就得要一点点在生活中格物致知,去克服自己的物欲。不该做的,不要去做;不该得的,不要去拿。长期修养才能够格物致知,达到人格的圆满修养。
诸葛亮的善念
公元225年,诸葛亮运用攻心战,对孟获七擒七纵,最后降服了孟获。在诸葛亮班师回朝的路上,孟获同行。他们走到泸水边,忽然天色骤变,风雨交加。诸葛亮问其缘故,孟获告诉他:“这里有一些战死士兵的冤魂,当你要渡水的时候,他们就会显现出来。您需要祭祀他们,才能安全过江。”用什么来作祭品呢?孟获接着说:“您要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来祭祀他们。”诸葛亮听后,不高兴地地:“这样不是滥杀无辜吗?我不能这样做!”他冥思苦想,终于想到了一个可以替代人头的最佳办法:就是将牛羊宰杀后,将牛羊肉剁成肉酱,做成肉馅,在外面摆上面粉,做成人头形象,然后蒸熟。诸葛亮还为这种祭品起了一起好听的名字:“馒首”。“馒首”做好之后,摆在供桌上祭祀,祭祀完毕,诸葛亮把它们一一投入水中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,前一秒还乌云密布的天空,忽然云开雾散,风平浪静。大家顺利地渡过了泸水,诸葛亮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避免了一场杀戮。
这个故事被广为流传,自此之后,人们常常将馒首作为供品,以供祭祀之用,后来演化成俗称的“馒头。”
点评:诸葛亮有仁者爱人之心,操存此心,可以感动天地神灵。
6、如何理解并践行推己及人的恕道?
孔子和曾子在一次谈话中对曾子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孔子的其他学生不明白这个‘一以贯之’是什么意思,曾子解释说: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”(《论语 · 里仁》)。恕道,就是孔夫子所推行的大道之一,也是儒家的核心精神之一。恕道在中华文化中无处不在。恕,就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就是设身处地为人着想,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情绪和意愿,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问题。从恕道还可以引申出平等之义。推行恕道的人,首先要有一颗待人待物的平等之心,这一个人只有用平等心来待人,才能真正推行恕道,一个时常高高在上的人,是不可能推行恕道的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讲“通”, “通”就是平等,是“仁”的第一要义。“通”有四种情况:“上下通”就是君臣父子平等;“中外通”指各民人民之间的平等;“男女内外通”指男女平等;“人我通”指人人平等,所以一个能够真正践行‘恕道’的人一定是一个通透的人,平等心能够随时随地的表现出来。我们怎么去践行恕道呢?比如,我们对噪音反感,那自己在看电视听音乐是就不可以把声音放得太大,影响别人休息;开车的时讨厌行人自行车不遵守规矩闯红灯,那我们走路时就要遵守规矩;去其他单位办事情时讨厌办事人员冷漠的态度,那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待人友善。学习儒家,不喜欢别人毁谤孔子,我们对其他宗教的教主和经典也要尊敬和维护。我们越是考虑别人的感受,就愈能增进恕道,人与人之间,国与国之间,宗教与宗教间之间,愈能化戾气为祥和,化干戈为玉帛,恕字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。
孙叔敖埋蛇
春秋时期的孙叔敖,是楚国一位十分有名的大臣。他在小的时候,曾经有一次在野外玩耍。正玩得开心的时候,他忽然看到一条蛇,吓了一跳。仔细一看,发现这条蛇有两个头。这时,他想到家乡有这样一个说法:谁看到了双头蛇,谁就会死去。想到这里,他下定决心,拿起一块石头将蛇打死,并将蛇的尸体埋了起来。当他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中,看到母亲,便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,哭泣着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。他抽泣着说:“母亲,我刚才看到双头蛇了,我是不是就要死了?”母亲听完,连忙问:“蛇现在在哪儿?”孙叔敖哭泣着说:“如果别人看到双头蛇,他们也会死的。想到这里,我就把那条蛇给砸死了,并将它埋了。”母亲一边微笑着,一边拭去孙叔敖眼角的眼泪,将他拥在怀里,温和地说:“你不会死的,孩子。因为也有人说过,如果人私下做了好事,那么上天一定会看到,并且会赐予给他幸福的。你想啊,你怕别人也看到那条蛇而死去,所以就冒着生命危险,将那条蛇打死,并且将蛇的尸体埋了起来。你这样就做了好事,拯救了别人的生命。你一定会有好报的!”
母亲的话,孙叔敖一直牢牢记在心中。他一直坚持做好事,长大之后做了楚国的令尹,掌管楚国大权,功成名就。
点评:孙叔敖自己不愿意因看到双头蛇而死,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双头蛇而死,
这就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的仁者境界。
7、德与道是什么样的关系?
道德一词是“道”与“德”二字合成的。什么是“道”?道在《易经·系传》中有这样的解释: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、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。 “器”字,是指物质世界有形有相的东西。而超越于物质或物理的有形有相之上的那个本体,在中国哲学中便叫作道。
什么是“德”?“德”就是得之于己的“道”。根据传统经书的解释,“德者,得也”。在《尚书·皋陶谟》提出君子九德的标准:“宽而栗,柔而立,愿而恭,乱而敬,扰而毅,直而温,简而廉,刚而塞,强而义。”在《尚书·洪范》篇中,提出三德:“一曰正直,二曰刚克, 三曰柔克。”在《周礼·地官》篇中,有六德的讲法:“知、仁、圣、义、中、和”。德具体的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民族核心精神: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孝、廉、毅、和。”在中国文化中真正有德的人才能得道,真正得道的人才会有德。得道者,他身上的德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,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。如孔子,老子这样的圣人,他们的德行和道是相匹配的。反过来一个人要修道,就需要去修德,修德就是要在生活中修炼自己的心和行为。在家中,为人子女时就要修孝道;为人父母时就要修慈道;为人妻子时就要修妻道,就要柔;为人丈夫时就要修夫道,就要宽;在外做领导就要修君道,就要恕,就要信,就要以身作则,就要果敢;在外做下属就要修忠道,修和道。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对旧道德,提倡新道德,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都快100 年了,我们的新道德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,不仅新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,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旧道德体系也被我们抛弃了。今天威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几个问题中,道德危机是其根源。食品安全,环境污染,犯罪率高,离婚率飙升,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道德危机上。一个有信仰的人,一个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,他不会为了钱去污染一条河,他不会昧着良心去买伪劣产品,他不为了一己之利他会去干坑蒙拐骗的勾当。
颜回修德
若要问孔子的三千多名弟子中,孔子最喜爱哪位弟子,那么非颜回莫属。一次,孔子问颜回:“颜回呐!你每天都住在那么简陋的破房子中,一小筐干粮,一瓢冷水,你明明有才能去做官,但为什么要在这里吃苦呢?”颜回答道:“学生在城外还有一些薄田,若谈及收成,虽然不多,但足以果腹;在城中还有一点田地,学生可以种些桑树,那么做衣服鞋子就有穿的了。在空闲的时候,我还可以弹琴,与您谈经论道。这是何等的悠闲自在,我已经很满足了,何必还要去做官呢?”孔子听后,对其他弟子说:“听到了吗?你们一定要记住,一个知足的人,不会为了追逐利益而加重自己的负担;自得其乐的人,不会因作出了什么贡献而斤斤计较;内心道德完善的人,不会因为没有官做而生气。今天,我在颜回身上看到了优秀的品质。当别人在为自身物质利益而感到忧愁的时候,颜回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品质,不改其乐。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、尊崇的好品质啊!”
点评:世人所称道的“孔颜之乐”,即是指得道之乐,也就是修德之乐,他们的道德是建立在领悟大道基础上。
8、如何交友才能有助于德性的增长?
如何结交有德行的朋友,孔夫子在《论语》有很精辟的教导。孔子说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。友便辟,友善柔,友便侫,损矣。”在生活中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朋友,很多朋友一般都是短期性的交往,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些深交的朋友,“益者三友”就是最好的判断标准。
“友直”,能修身:一个正直的朋友,他不仅是你的一面镜子,他还会在你路走歪了时候,不避繁琐、不讳非议地给你指出来。一个正直的朋友他不会事事都顺着你,他会给你指出你的问题,甚至会让你难堪。然而只有这样的朋友才会是你的一面镜子,甚至是一面照妖镜,能够让你原形毕露,能够让你自我膨胀的时候,理智一点,清醒一点,所以交朋友要有直友。“友谅”,是原则:“友谅”指结交诚实的朋友,一个人缺少信用,他今天不骗你,明天也可能会欺骗你,一个人诚信与否,可以从小事看得出来,比如爱贪小便宜,借人财物,不及时归还。能力不强还爱面子,这样的人就要及时远离他。一个人缺少诚信,就算能说会道,能力出众,我们也不能深交。因为缺少诚信的人往往自私自利,关键时他会出卖朋友,甚至落井下石。选择朋友,诚信是一条基本红线。
“友多闻”,是眼界:在这个资讯爆炸的信息时代,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知道一点,但多是雾里看花,看问题往往停留在表面。有智慧的人,是多闻的人,往往是善于思考,勤于读书的人。在网络上,在快餐式的书籍中,普通人的所思所悟是有限的。任何时代有智慧的人都是少数,能够常常亲近这样的人,能够多结交有智慧的朋友,于我们的成长是有很多益处的。
结交朋友,除了用“益者三友”的标准指导交朋友外,还要注意这种现象:如果带有强烈的情感意识,就会被情感蒙蔽住自己的双眼,蒙蔽住自己的心智,丧失冷静判断的能力,因为过度地喜爱一个人,我们会忽视了这个人的缺点。
吕岱与徐原的交情
身为吴国的大司马,吕岱十分欣赏自己的亲随徐原,他认为徐原满腹才华,志向远大,为人耿直豪爽。徐原家境不好,生活艰难。吕岱认为,不能因为这些物质条件阻碍了徐原的成才之路,于是,经常送给徐原衣物、粮食,吕岱不仅在生活上接济徐原,而且还在国君面前举荐徐原,让他担任侍御史一职。
徐原性格十分耿直,在与吕岱讨论国事的时候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尤其是当吕岱有过错的时候,徐原总是直言相告,据理力争,甚至还在外面公开评论吕岱的过错,丝毫不顾吕岱的颜面。有人看不过去,认为徐原没有尊卑上下之别,并把这个意见转告吕岱。谁知吕岱听后,哈哈一笑,欣慰地说:“这就是徐原吸引我的地方啊!”
当得知徐原不幸过世的消息,吕岱不禁痛哭流涕,他伤心地说:“徐原是对我吕岱最有益的朋友,如今,这个朋友离开了我,那么我以后还能从谁那里才能听到关于我的过错啊!”
点评:吕岱有过错,徐原总是直言相告,使其改正,这是非常难得的益友。
9、为什么说善良的行为是出自仁慈的心?
一个人的行为主要是由自己的思想、观念、心态来决定,思想决定行为。孟子说人性本善,荀子说人性本恶。一个普通人的所作所为,和自己的思想、观念、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,善念会引来善缘,恶念会引来恶缘。一个冷漠自私,斤斤计较的人,一个坑蒙拐骗,贪污腐败的人,内心一定缺少光明,阴暗面较多,这样的人恶念助恶缘,一定会感召来同类人,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这样的人看上去可能会一时风光,但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,最终身败名裂。
反过来,一个心存善念、内心光明、乐善好施的的人,善念助善缘,他感召来的就会是同类人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存养自己的善念,用真、善、美来滋养自己的心灵,人和人真正的差别,应该在灵魂,多少人一生在尔虞我诈中,在虚无的浮华中度过,灵魂肮脏。而一个真正善良的人,他的心灵一定是美好的,我们要修养自己的心灵,就要长养自己的善念,培养自己的善行。
内心中充满仁爱之心的人才能常常施善施惠于人,比如一个充满爱心的医生,就会对病人多一份耐心,多一个微笑,多从病人的角度考虑;一个充满爱心的教师会多给孩子说肯定的话,多给孩子一份包容,多给孩子一个微笑;一个充满爱心的工作人员自然会对人多一份耐心。
对一个企业来说,最大的善行,就是要对得起消费者,生产出合格优质的产品,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,不赚昧良心的钱,这是企业的最大善行。然而,这需要这个企业的领导者、员工发现和找回自己的良知。
武训行乞兴学
被人们称为“孝乞”的武训,是清末山东堂邑人。他的一生十分传奇,也很坎坷。武训三岁的时候,父亲就去世了。母亲带着他四处乞讨,生活十分困苦。小小的他很有孝心,每次只要乞讨到食物,就先孝敬母亲。不料,母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也去世了,他十分悲伤。无奈,仅有七岁的他只好一边继续乞讨,一边去给富人做工。但是他从小没有读过书,不认识什么字,第一年就被富人骗去了他全部的工钱。武训受到极大的震动,他下定决心,一定要办义学!让更多的人读书,将来有出息,不要再让人欺骗!
武训自从下了决心,就从来没有动摇过,他坚定信念,一直为此努力。白天,他以丑态哗众,以获得施舍。到了晚上,又要去纺织,赚取金钱,十分辛苦。就这样,过了几年,武训终于攒够了几千文。他便拿着钱敲响了一个富人的家门。富人一开始并不想见他,武训便一直跪在门前,乞求富人开门。富人无奈地打开门,看到武训,便轻蔑地问:“你是想要钱吗?”武训回答说:“不是的,我现在有六千文钱,我知道不多,但这是我全部的积蓄。我想存在您家里,您来管理,只希望我日后能得到一些利息。”富人听到武训不卑不亢地回答,心存疑虑,想了一下,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从此以后,每当武训攒够一千文钱的时候,就会寄存在富人家里。慢慢地,利息越来越多,加上本金,已有几百两白银。
武训认为现在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于是,光绪十四年,武训便出四千余吊钱,在堂邑柳林办起了第一座义塾,并高薪聘请塾师来授课。当穷苦的孩子没有来上课的时候,武训就会挨家挨户地跪求家长,请他们督促孩子们去上课。
武训在平时看到老师认真授课,就会跪下拜谢老师。但若看到老师懈怠或者看到学生贪玩,就长跪不起,并流着泪奉劝他们,希望他们勤奋努力。师生们被武训的精神所感动,都十分勤奋,认真学习。后来,武训又用乞讨而得到的钱去兴办陶馆、临清两所义塾。当地的人们都在传诵他的故事。山东的巡抚得知之后,被武训的精神所感动,不仅赐名“训”给他,而且还奏请朝廷赐给武训一块匾,上面写着“乐善好施”。光绪帝也得知了武训的所作所为,十分感动,赏赐给武训黄马褂,表彰他的行乞兴学的义举。点评:武训生活在困苦中,激起他拔除众生痛苦,增添众生幸福的宏愿,是一个具有慈悲之心的人。
10、为什么仁爱之心需要与理性的智慧相结合?
仁者爱人,仁爱之心是一个有德之人自然而然的流露,然而有德之人也必定是有理性和有智慧的人,在施惠于人的时候,必定会有理性的判断。个别慈善家也缺乏理性的行为,网络上报道一位慈善家为了提倡骑自行车绿色出行,居然把自己的宝马汽车当街用大锤砸了,这就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。在任何情况下,一个人都要保持一颗仁爱之心,不能说社会太复杂了,为了保护好自己,就一定要做一个自私冷漠的人。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讲课,他说你的一件贵重的物品丢失了,你会不会去找?每个人都说一定会去找,而后他问我们,那你的良心丢失了你会不会去找回来?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。社会是复杂的,我们的善行需要的理性的智慧来辅助。许多有仁爱之心的人,去做一些善事的时候,会对别人放松了防备之心,容易上当受骗,也会被人利用,这就是因为缺少智慧。
仁和智是统一的,仁者的本质是“爱人”与“知人”的统一,在帮助人之前,需要知人,要真正了解帮助的人和对象。“爱人”主要强调人们要用爱心对待别人,而“知人”主要强调要善于鉴别人,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理性和认识能力。一个真正有德之人,同时应当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一个善良的人,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,他帮助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在有些情况下,一个善良的人,没有智慧的指引,也会产生害人的结果。在《了凡四训》中有着一个故事:“一个地方的县令,对一个常常喝醉酒打人伤人的无赖,处于慈悲之心,没有惩罚他,结果后来这个无赖犯下了杀人的罪行。”
仁与智的统一,实际上就是“德才兼备” 。“才者,事业之梁,德者,事业之基;才者,德之资也,德者,才之帅也。”德借助才来发挥,才由德来统帅。董仲舒提出“必仁且智”的主张。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仁德,又要有智慧,这才是儒家君子人格的标准。仁、智、勇被称为“三达德”,三者相辅相成。
东郭先生与狼
有一天,东郭先生去外地求官。他赶着自己的驴子行走,驴子背上还驮着一摞厚重的书,行进扭扭晃晃,十分缓慢。走了一会,东郭先生猛然发现,自己好像迷路了。只见四处绿树成荫,分不清方向。就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,猛地,从草丛中窜出一只狼,东郭先生吓了一跳。原来,晋国大夫赵简子在附近打猎,射伤了这只狼,一直在追捕它。狼看到了东郭先生,便流泪乞求他的帮助。东郭先生于心不忍,便让狼钻进了装书的口袋里面。狼刚钻进口袋,赵简子就带着一批人追赶过来。赵简子看到了东郭先生,便询问有没有看到一只狼。东郭先生很紧张,说了一个谎话,将赵简子引走。等到赵简子走远之后,东郭先生将狼从袋子里放了出来。本该向东郭先生感恩道谢的狼,却在此时张开了血盆大口,说道:“现在我饿极了,先生既然做好事救了我的命,你就再做一次好事,让我吃掉你吧!”
就在狼张牙舞爪地扑向东郭先生之时,东郭先生灵机一动,对狼说:“这件事必须要按照民间习惯,请教三老评理定夺,不然不合规矩。”随后,他与它一同去问了老杏树和老牛,然而都没有什么结果。最后,他们走到村边,看到一位长者,须眉皆白。东郭先生向长者诉说了整件事情,长者思索了一下,摇了摇头,疑惑地问:“狼的身体这么粗壮,你的书袋这么小,怎么装得下?”于是就提议,让狼再钻一次,以验证事情的真假。其实,长者是故意设了圈套让狼钻进去。狼刚钻进袋子里,长者就趁机将口袋封住,要东郭先生用短剑刺死它。可是,这时的东郭先生却说:“这是在杀生啊!”老人哭笑不得,说:“这禽兽如此忘恩负义,你还不忍心杀它。你这种所谓的仁慈,也太愚蠢了!”
东郭先生恍然大悟,于是便和长者一起,将这头恩将仇报的恶狼杀死了。
点评:有仁爱之心的人,有时会对邪恶的敌人也使用仁爱之道,最终危害自己,所以,要将智慧与仁爱相结合。
11、为什么说忧患意识是仁爱之心的表现?
忧民、忧国、忧道、忧天下的忧患意识,是一个仁者爱心的扩充,是儒家的核心精神,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。忧民是为人民的困苦而忧虑,古代农业社会天下苍生多疾苦,人民大众往往是弱势群体,在无道的时代,人民群众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所以儒家有“格君心之非”的天然使命,施惠于民,重视解决民生问题。忧国为是国家前途和命运而忧虑。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能够沿袭四五千年而不中断的国家,这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意识是不可分的。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级的人生理想。在君主专制时代,儒家有德的大臣往往扮演的是对君主的监督作用。在儒家春秋笔法的威慑下,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君主和统治者是不敢为所欲为的。
忧道,就是担忧大道沦丧。在人类轴心时代,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孔子、老子这样的圣人。这些圣人传承了上古时代中国圣贤的智慧,也就是儒家所谓的道统。尧舜之道、孔孟之道,是中华文明的核心,正是在儒家的道统之下,中国社会出现乱世时,最终都能够回归正道。中华民族的道统,就像一个不生不灭的伟大智者,指引着中华民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当我们偏离了轨迹,偏离了方向的时候,儒家的道统终会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。作为今天的儒家的知识分子,应该对道统具有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,应该要穷其毕生精力,维护好、传承好儒家的道统。
忧天下是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忧虑。在今天这个时代,一个仁者,一个智者更需要忧天下。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,人类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,环境危机、核危机、智能危机、精神危机、恐怖势力都成为人类的威胁。今天的新儒家,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,为人类的和平世界的稳定做出贡献。
范仲淹的忧患意识
范仲淹自幼贫苦,后来成为宋朝的宰相。他为官几十年,生活始终崇节尚俭,但是他对待老百姓却慷慨、仁义,得到他资助的人难以数计。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。他在年少之时,有一次向算命先生询问: “您帮我看一看,我能不能当宰相?”算命先生听了,嗤笑了一声,捋着他的胡子,问道:“小小年纪,怎么口气这么大?”范仲淹感到不好意思,挠挠头,又说道:“那请您再看看,我能不能当医生?”刚才还想做宰相呢,现在怎么又想做医生了?这两者之间也相差太远了吧!算命先生很疑惑,便问范仲淹:“你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志愿啊?”范仲淹显得很平静,他说:“因为只有良相和良医才可以救人。”一个孩子竟然能够念念不忘要救人!听到范仲淹的回答,算命先生不禁感动地对范仲淹说:“你有一颗真正的宰相之心,以后一定可以当宰相!”
范仲淹长大后,真的做了宰相,验证了当年算命先生的话。他爱民如子,心系天下,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这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,真正是范仲淹生命践行的体会!
点评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,儒家的忧患意识,是儒家仁爱之心的具体运用!
12、为什么说仁爱之心可以滋养人的心灵?
日本江本胜博士做了一个实验:给水听美好的音乐,给水传递一种美好的情23绪,然后用高速照相机拍摄水的结晶体,发现这个结晶体非常美观。反过来,如果给水听摇滚音乐,给水传递负面的情绪,水的结晶体就会非常没有规则,很丑陋。由此江本胜博士得出一个结论,人的身体 70%是水份,如果一个人内心中经常装满仁爱之心,经常与人为善,那么他的内心中经常装着的就是美好的情绪,这些好的情绪传递给他身上的水分子,这个人的身体就能保持健康。这就很好的证明了中国老祖宗所说的:“相由心生,境由心转”。
爱是人心最好的营养品,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。身体健康需要各种物质营养的滋养,如果我们的身体吸收到有毒素的食物,就会产生病变。同理,心理健康也需要各种精神营养来滋养,如果心灵吸到了太多的精神垃圾,也会产生病变。每个人的性格和修养都会写在他的脸上,一个刻薄、性情古怪的人,一定可以在他的脸上看出来。
理学家提出“心统性情”之说。心灵包含了本性之善和七情。如果一个人在长成的过程,受到各种精神毒素的浸染,善的本性就会迷失。善的本性迷失了,心灵也就残缺了。
韩愈认为人有七情,即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韩愈把人的七情分为三品:上品之情,一举一动都合乎道德准则;中品之情,有时处于过的状态,有时又处于“不及”的状态,但通过调整也可使之合乎道德原则;下品之情则是背离道德原则而纵情妄为。人心灵中善的本性就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根,善的本性是每一个人本身就具有的,但是需要给我们这棵树根灌溉真、善、美,这棵树上长出的七情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,才能合乎道德标准。
清代养生家石天基提出,养生是六种心态:一是常存安静心,二是常存正觉心,三是常存欢喜心,四是常存良善心,五是常存和悦心,六是常存安乐心。这六种心需要我们常去存养。如果一个人内心中常常具有这六种心态,他的心情处于良好的状态,身体自然就会健康,甚至可以长寿。中国人说的“仁者寿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有仁德的人,才有平和、安宁的心境,从而健康长寿。而缺少仁德的人,不健康的心量因素就要多一些,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,常常导致心情压抑,容易生病。
西方科学界通过医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。巴西的马斯丁医生用 10 年的时间,对数百名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官员进行了追踪研究,并与同等数量的廉洁官员相对照。结果是,腐败者生病或死亡的人数比廉洁者高出几倍。马斯丁医生的结论是:惩罚他们的是自己良心的不安,当人们的言行“违反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时,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就会受到自体的攻击,引起激素分泌紊乱”,从而导致身心的疾病。
可见,仁义本就是生命的内在需求,有了仁义,我们才会身心健康。
范蠡三散千金
要说对越王勾践帮助最大的人,就是范蠡。范蠡协助勾践雪会稽之耻,复兴越国。勾践成为君主之后,想让范蠡就任重要的官职。但范蠡想了一下便拒绝了。随后,他便游走四国。因为范蠡十分有经济头脑,所以从事商品买卖赚了不少的钱财。很快,他便成为当时所在地齐国的首富,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,因为他知道当时有很多还没有摆脱贫困生活的百姓,便散尽自己的家财来救助、接济他们。
之后,范蠡又来到了陶地,化名陶朱公。他发现陶地的地理位置绝佳,处于齐、宋、卫国交界处,人流量很多,便又再次经商。不久之后,又赚取了很多的钱财。之后,他看到了当地人民的贫困生活,心有不忍,便又再次将自己赚取的钱财分散给百姓。在范蠡的从商生涯中,共有三次散尽家财救助百姓,历史上称为“三散千金”。
点评:正是因为范蠡的仁爱心肠,对天下百姓的“怜悯”,让他享年88岁,这正是他长寿的奥秘啊!
13、为什么说美好的道德修养可以促进事业的兴旺发达?
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,齐家也好,治国也好,根本在于修身。修什么?就是修德。大学里面讲:“其家不可教,而能教人者,无之。”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的身都修好,家都治理不好,自己的德行修养不够,要把一个企业治理好,要把一个团体管理好,要把一个国家管理好,那是很困难的。靠强权、靠利益、靠手段来管理一个团队或一个企业,是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的。
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组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的数字:“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 3.7 年,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更是只有 2.5 年;而在美国与日本,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 8.2 年、12.5 年。中国大公司的平均寿命是 7 到 9 年,欧美大企业平均寿命长达 40 年,日本大企业平均寿命有 58 年。”这一数字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但许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、品质要普遍落后于西方国家,许多企业的道德水平是比较低,不少企业习惯于投机取巧,弄虚作假,缺乏诚信。
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常说:“小胜凭智,大胜靠德。”一个企业的生命力除了创新,更重要的是产品的质量,产品的质量就是诚信,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。前几年三鹿奶粉事件,根源在于相关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感。今天经常讲企业文化,讲企业制度,但是有再好的制度,如果这个企业没有道德,也是走不远的。一个团队需要创业者和管理者修身明德,以身作则,与属下同甘共苦、患难与共,对属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,才能形成同心同德局面。团队的风气好,团队就有战斗力;团队的风气败坏,团队就会不战而败。
治理企业,要有双重手段,德治与法治。德治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,是一个企业的核心文化,以德治企,建设企业文化,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人心,改变人心,形成道德风尚,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、创造性、参与性。法治可以克制人性中恶的习性,以法治企,使员工处于被监督管理的状态,可以通过处罚有效克制某些不良现象,但是这样的企业难以做到同心同德。
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先生曾经指出:“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。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,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。”对一个企业来说,不仅仅要有资本、设备、原材料等有形资产,还要有品牌、影响力、知名度等无形资产,还应当有价值观、道德观、智慧、经验、能力、精神状态等精神资产。
文王的德治
有一次,因为土地界限的问题,虞国人和芮国人争执不下,各自有理。于是,这两诸侯国中的一些人跑去周国,请求西伯侯评理。
他们进入周国时,他们发现当地的农民相互之间就像士大夫一样礼敬,而当地的士大夫、三公九卿一样相互谦让。看到这些,来周国评理的人感到十分惭愧。当时还没有见到西伯侯,他们便相互商议:“我们所争的,正是周国人所引以为耻的。我们还找西伯侯干什么?白白地自讨羞辱罢了。”
商讨之后,他们一致认为,相互争抢的只不过是一块闲地,没有必要争执。便各自散去,回国复命了。西伯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,孔子评价道:“文王是多么伟大,简直无人可比!他从不刻意做什么,却能感化别人。文王只是力求自己谦让、谨慎、真诚、恭敬罢了,然而虞国和芮国却因此得到安宁。《尚书》中说:‘唯有文王能够谨慎真诚地修身养性,自我节制。’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。”
点评:周文王之所以得民心,就在于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很高,并在其治下推行道德
教化。
14、如何理解“以德治国”?
子曰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治理一个国家如果单单以行政命令、法律法规来治理国家,人民虽然受到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,会免于刑罚,但是不会从心理上想到犯罪是可耻的,从而自觉地避免违法行为。而且,现实生活中行政命令、法律法规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。如果在以行政法规来治理国家的同时,辅之以道德和礼仪来引导、规范、约束人民,人们就会有耻辱之心,并且知道如何遵守规矩。
今天,在全世界范围内,都普遍出现社会道德体系的严重滑坡,这是今天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。社会道德体系的滑坡,最近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尤为严重。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忽视了道德教育。今天的学校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,德育往往被放在可有可无的地步。社会道德教育更是严重的缺乏,网络媒体主要在宣传能够快速抓住人眼球的一些资讯,娱乐、赚钱成为被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。
“建国居民教育为先,”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,教育是根本,而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培训技术人才,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人性的开发。今天中华民族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道德体系大滑坡,就是我们把教育的根、教育的灵魂给丢了。今天东西方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重点放在了技术性、知识性的培养上,忽视对学生心灵和道德的培养。
社会是由人组成的,人的社会行为关键在于自觉的道德约束,而不是外在的法律来约束。以德治和法治是并行不悖的。以德治国,并非是领导干部将道德作为治理他人和包装自己的手段,而是要从国家层面来弘扬传统道德文化,推行道德教化,建设道德教育阵地,形成道德奖惩机制,形成道德舆论,形成道德风尚,使人民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生存。
陆贾论治国之道
陆贾(公元前240—前170),是汉初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,他十分有学问,专攻儒学。陆贾主要是为汉高祖刘邦讲述儒学经典,但刘邦却不喜欢儒生,不想学习儒学。有一次,刘邦直接对陆贾说:“老子是骑在马背上夺得天下,为什么要读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!”陆贾立刻就反驳刘邦说:“在马背上夺得天下,难道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?而且,商汤、周武王用背逆的手段取得天下,而以和顺的方式守护天下,文武并用,这就是长治久安之道。”陆贾的意思就是:“打天下”可以用武力,“治天下”和“守天下”应当发挥教化的功能,只有“文武并用”,才是“长久之术”。听到陆贾的话,刘邦大受启发,十分愧疚,立即十分恭敬地听从陆贾的教导。他不仅听从陆贾的教导,还让陆贾著书,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证秦王朝为何失去政权、自己为何能夺取政权。并且,经常和陆贾相互讨论自古以来的成败教训。陆贾撰写《新语》十二篇,得出结论:“弃仁义必败,尚酷刑必亡。”秦之所以“二世而亡”,原因就是秦尚“暴政”、“酷刑”,废弃了“仁政”、“德治”。
点评:在战争时期,可以运用武力、斗争、智谋,而在和平时期,则必须推行法治、德治、文治、礼治。
(本文选自陈杰思、刘少华著《中国人应知的中华十德》,中华书局2018年版。)